
北宋從強軍轉為守成,雖然朝中人才濟濟,但制度使范仲淹、王安石等名臣名相也難以施展抱負。(示意圖:Shutterstock/達志)
歷代名相往往一人足以興國,為何北宋名相濟濟,卻無力挽頹勢?從宰相制度演變到相權凋零,再到「重文抑武」的治國理念,北宋的制度設計與時代環境,注定了司馬光、范仲淹、王安石等治國能臣難以發揮真正作用。
根據《搜狐網》報導,古代宰相為國家最高行政長官,相當於今日的總理,負責輔佐君主治理國政。從商朝的伊尹、周朝的周公,到春秋時期的管仲,宰相制度逐步成形,至秦朝正式設立「丞相」為法定官名。此後,西漢、東漢、魏晉南北朝相權與皇權博弈不斷,甚至多有權相篡位。隋唐改革,推行三省六部制,分散相權以強化皇權;宋朝則更進一步,透過多重機構設置與形式貶抑,幾近架空宰相實權。
秦以前,宰相集軍政於一身,既能治國又能領兵,因此改革多為軍事服務,目標明確,往往能興國圖強。像春秋戰國的管仲、商鞅,及漢唐時期的蕭何、房玄齡等名相,皆與名將並肩,推動改革促成軍事勝利,得到皇帝堅決支持,最終讓國力提升。
然而,北宋走向不同的治理路線。趙匡胤為防將領兵變,推行「杯酒釋兵權」,並持續削弱相權。朝中雖有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馬光等名相,卻多被置於多重掣肘中:上有皇帝不堅決支持,下有朋黨相爭不斷,甚至遭文臣群起排擠武將,如名將狄青即被排擠致死。加上北宋「重文抑武」政策,朝廷將治理目標鎖定於內部穩定與經濟繁榮,對外戰爭不僅無意圖勝,更視為負擔。
范仲淹的慶曆新政、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雖有遠見,卻因改革阻力重重、皇帝搖擺不定,加上新舊黨爭愈演愈烈,最終不了了之,反令朝政更為混亂。整體而言,北宋雖人才濟濟,但制度使其難以施展抱負,加上戰略目標從「強軍」轉為「守成」,導致改革乏力、軍事疲弱,終至積弱不振、國勢日衰。
歷史證明,一個國家的興衰不僅取決於是否有賢相,更關鍵在於國策方向與制度設計是否允許這些賢相發揮所長。北宋的眾多名相,只能在「文治」框架內運籌帷幄,卻難以應對日益嚴峻的外患,這或許正是「十幾個名相也救不了北宋」的真正原因。